任何组织治理最终回避不了权力、权利治理问题。

　　在权力、权利不稳定的地区，社会可能不敢或不舍得把沙漠分给人民，结果那里的青山绿水可能一年毁坏万分之一，或一年增加一批垃圾，一万年后可能变成了沙漠或垃圾场。相反，如果社会把沙漠、垃圾场分给人民，把更多的权力、权利分给人民，那里可能仅需几十年就变成了“人间天堂”。

　　美国最强大的创新中心就与一块沙漠、一个垃圾场的变迁息息相关。

　　它所在的城市从沙漠变成了绿洲。

　　它身边的垃圾场变成了世界顶级“科技王国”。

　　它所在的公司给常驻企业的军代表提供巨大的权力和自由，使他们的办公室变成了管控全球最顶级科技成果的“公私合营知识产权局”。

　　美国的公司、政府都积极学习这个“科技王国”的管理模式，结果在1960年代兴起“全民创新”，奠定了美国在知识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并使这种优势逐步扩大。

　　我国的科技创新战略、知识产权战略为何一直拒绝引进这种管理模式？

　　排斥这种模式，我国的科技创新战略、知识产权战略能成功吗？

　　一、莫哈维沙漠为何兴起一个绿洲

　　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莫哈维沙漠附近最活跃的殖民群落是广东人。

　　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50多个日耳曼家庭来此定居，这块沙漠的命运开始改变了。

　　（一）棕榈谷的第一次变迁

　　1886年初，日耳曼人——约翰（John Munz）鼓动3户亲友跟他向西寻找“新土地”，在路上，内华达、伊利诺斯等地50多户日耳曼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沿途的印第安人告诉他们，一直向西，看到棕榈树就到海边了，那里有肥沃的土地。

　　走到4月20日，他们看到了一种在极干旱地区才能生存的仙人掌——约书亚树（Joshua Tree），误认为是棕榈树，于是停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村庄，后来它变成了棕榈谷市（Palmdale）。

　　不久，他们发现这里在沙漠边缘，光照过于充足，但年降雨约20毫米，相比之下中国最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年均降水量近100毫米。面对日照、干旱，已圈占大块土地，开办了商店、邮局的约翰不甘心退却。

　　他那些崇拜尼伯龙根、康德、俾斯麦的日耳曼邻居们大部分也没有退却。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尼伯龙根神话把神秘主义哲学安放在每个德国人的“本我”之中，康德把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安放在了德国精英的“超我”之中。在大启蒙时代，几乎每个日耳曼家庭都购买过《尼伯龙根之歌》、《纯粹理性批判》。这些伟大著作现在成了他们的信念之源。

　　在德国大移民兴起时，美洲已被其他欧洲强国瓜分完毕。当时，“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一个战略，通过增加德国移民“控制未来的美国”。他把金融、造船、港口、移民等产业私有化，把贵族、僧侣、官员、工兵、警察、法官、律师、工匠、农民等按照职业技能编组，向他们提供美国地图、移民指南、路费、贷款担保、买地建房资金，并一组组发送到美国。作为牧师，约翰曾在汉堡码头登船之前听到俾斯麦的送行演说。

　　他的演说其实用深邃的德国哲学证明了一句中国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欧洲的历史就是殖民战争史，那么殖民是什么？其实就是占领更多的土地，养活更多的后代。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棕榈谷第一批日耳曼移民的“自我”其实就是一个信念——殖民。

　　约翰的家族在棕榈谷市坚持下来了。这种日耳曼家族坚守的结果就是，约100年后，德国裔人口后来居上，最终超过其他族裔，成了美国第一大种群。这种坚守靠什么？其实就是靠持久、稳定、可预期、边界清晰、收益外部性低^１的私有产权体系。当人们把土地等基础资源分干净，桥梁、道路、水渠、房屋、学校、农田、树林等才会踏实、高效、精美地建设起来，不会变成过多“权宜之计”的物质和组织傀儡。靠这种体系，棕榈谷逐渐变成绿洲，人口开始迅速增加。

　　（二）棕榈谷的第二次变迁

　　也许是为了躲避身材高大、性格暴躁的白种人，最早在莫哈维沙漠附近殖民的广东人迁徙到了附近的“中国湖”，那里土地更广阔，人迹罕至，但更加干旱，很难引水筑路，所以长期没有繁衍出大量人口。

　　到1941年，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在这一年，没有海，也没有湖的“中国湖”被美国海军占领。从此以后，美国武器库中的每一种炸弹、火箭、导弹、空对海尖端武器、星际探测车、电子战系统、空战拦截系统、夜战系统等都要拿到这里预研、测试、定型。

　　从1941年到现在，它一直是美国海军最大的武器研制基地，负责定型的尖端武器多不胜数，如“响尾蛇”空空导弹、“战斧”巡航导弹、激光制导炸弹、联合攻击弹药、AIM-7“麻雀”、AGM-65“小牛”等。数十年来，“中国湖”一直是美国科技最发达、工资福利最高的“海军城”。

　　由于毗邻这个既荒凉又富庶的海军城，为了向“中国湖”提供市场资源，棕榈谷绿洲需要用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容纳大量人口。如1962年8月24日，棕榈谷几千名成年村民投票表决，依据《加州宪法》成立公司化自治市，当时该市面积仅约2平方英里（约为5平方公里）。与美国大部分公司化自治市相比，这个城市面积很小，但人口过多，因为美国大部分公司化自治体成立的时候一般仅几十人或几百人。

　　为了提高地方治理水平，在2009年11月3日，棕榈谷市选民再次投票表决，把该市从“法建公司市”变更为“立宪公司市”，不久颁布了市宪法（city constitution）。这样，棕榈谷市更多的立法、决策依据将来自人民主权，其最高合法性来自地方选票，不再来自州法规。按照加州法律，这种“立宪公司市”有权颁布与加州法律抵触的地方法规。

　　这种公司市盛行本地人治理。如棕榈谷市市长1968年开始在该市定居，在该地读高中、大学，曾效力于洛克等公司6年，独立经商10多年，曾兼职担任该市计划委员会主任2年，在1992年第一次赢得市长选举，已连续担任市长20多年。目前，该市长的主业还是经商，同时兼任各种公立、私立机构约225个职务。^２

　　表1显示，棕榈谷市长是总协调官，对立法、司法、执法部门有组织权，但不负责具体业务，不常驻办公，所以工资不高。立法人员^３拥有最高立法权力，但全部兼职当议员，所以工资最低。相比之下，市法务长工资最高，其次是市经理。^４

 表1  棕榈市部分职位列表^５

　　表1说明，棕榈市完成了第二次变迁，从一个绿洲变成了一个典型的“立宪公司市”。其官员治理结构，实际上是确保棕榈市长效、稳定发展的基石。

　　二、臭鼬工场为何变成科技王国

　　美国海军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其实没有在“中国湖”搞什么自主创新，因为他们其实主要做武器预研、测试、定型的组织协调工作，如给这种工作提需求、选团队、定方向、定节奏。帮他们提出技术思想，并从事具体预研、开发、设计、技术实现、工程实现工作的，主要是私营企业。

　　1943年，棕榈谷优越的地理位置^６被这样一家私营企业看中了。

　　这家公司当时叫洛克希德，由洛克希德兄弟俩创立于1912年，位置最早在棕榈谷西南海滨208公里处的圣塔巴巴拉。他们的妈妈是美国著名记者和小说家，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广阔的家族农场生活。洛克希德兄弟上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其中的阿兰•洛克希德17岁时在旧金山一家工厂当过机械师，看过飞机表演。1912年，仅23岁的阿兰•洛克希德拉上哥哥创办了飞船公司。

　　当时莱特兄弟拿着自己的飞机专利在美国、欧洲起诉侵权企业，获得了美国法院严厉的禁令保护，于是他们到各种展会、飞行比赛上发送这个禁令，目的就是只想让他们自己的工厂生产飞机。为了避免侵权，阿兰•洛克希德设计了世界第一款水上飞机，并申请了专利。后来，公司倒闭了两次，落入密歇根州的底特律飞机公司手中。

　　1932年，底特律飞机公司倒闭，马萨诸塞州的格罗斯两兄弟拉上一帮投资人凑了4万美元，买下了这家公司，并改名为洛克希德公司，公司总部搬到了加州私人机场Burbank闲置的小仓库里。两兄弟中的罗伯特（Robert Ellsworth Gross，1897年5月11日–1961年9月3日）仅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从1934年到1956年一直担任洛克希德公司CEO。

　　他看准了两次市场“大爆发”，把洛克希德从一个已经破产的小作坊，变成了一个科技巨头。

　　第一次，他全力发展可折叠、全金属、微型私人飞行器，帮公司卖出了数万架私人飞机，为开发军用产品奠定了组织、技术、人才基础。

　　第二次，他让一个年轻人领导一个“臭鼬工场”发展一款能打败德国的喷气战机，结果这个年轻人带领团队设计了无数种尖端技术系统，帮公司卖出了几百万套技术兵器，把美国军工科技推到了完胜德国、前苏联等竞争对手的高度。^７

　　这个年轻人就是凯利（Clarence Leonard Kelly Johnson，1910年2月27日–1990年12月21日），他出生于密歇根州，父母曾是瑞典的大学教授。凯利从小就“口不择言”，单纯得像一张白纸，为了安慰贫穷的父母，他把未来当世界首富挂在嘴边，曾被人耻笑为“精神病”。不过，他的技术天赋远超过商业天赋，如13岁时，他设计的飞机获得了美国大奖，上大学期间就开始兼职在底特律飞机公司——后来的洛克希德公司担任高级职务，1938年成为洛克希德首席研发工程师。

　　1943年，为了就近接触需求发现、军品立项、武器测试部门的“中国湖”军官，凯利带领10多个工程师来到棕榈谷。当时，棕榈谷居住着大批海空军军官家属，还有很多为“中国湖”提供配套产品、服务的企业。凯利的团队定居在一个发动机包装箱当墙、帆布当屋顶的马戏团帐篷里，旁边就是堆满垃圾塑料的工厂。这里的垃圾气味很大，凯利的团队长期戴着防毒面具上班，所以这个团队后来被称为“臭鼬工场”。

　　凯利有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他能让大家把权力、职位、身份、资历、年龄，以及文化背景忘得一干二净，让这个在“臭气”中运转的团队只剩下纯粹、自由的思想灵魂。他用人格在“臭鼬工场”建立了高度自治、高度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能避免创意、妄想、头脑风暴等由于官僚主义而被忽略、搁置、冷冻或扼杀。

　　在前线将士浴血沙场的时候，臭鼬工场的科技创新力大爆发了。这里的工程师以无比的创造力发展出了世界军工科技史上无数“巅峰式”的武器系统，其创新的前瞻性、广阔性、密度、速度，以及成本控制^８至今“举世无双”。

　　随着臭鼬工场的兴起，棕榈谷也变成了清洁、优美、安静的世界顶级科技王国。

　　三、美国最顶级科技成果都在“公私合营知识产权局”

　　二战结束后，“臭鼬工场”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内部被大量复制出来，领导公司前进的不再是总部，而是这些在市场前线开拓的自治组织。

　　（一）臭鼬工场在企业内推广

　　为提高竞争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兴建了更多的“臭鼬工场”，如它在如弗吉尼亚设立“网络中心战”项目小组，使之与决策美国战略的国家领袖们为邻，后者“闲暇时间”可就近进入小组创建的“全球视景综合中心（GVIC）”，观摩未来的全球网络战测试，现场决定对项目的拨款规模，也可在路边跑步时，与项目小组的邻居“偶遇”，一起闲聊如何摧毁中国舟山的世界网络战基地，说说一些典故，如几个中国人如何为了一点小钱，引导日本人从无人驻守的海滩迂回到参加淞沪会战的75万中国军队后方。

　　再如，在“军官云集”的萨福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成立了另一个臭鼬工场——“创新中心”，为军官们建立了“全球远程打击系统”，把全球军事力量的实际配置、模拟战场动态展示出来，一起讨论未来几十年、几百轮的技术兵器消耗后，剩余的“美国力量会在哪里”，如何继续打赢“全球远程打击”。根据这些讨论，大家一起立项，一起改进现有武器系统，预研未来武器系统。

　　值得关注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把全球最大的基础科学研究中心、全球最大的软件代码生产中心都“甩给了”旗下的“臭鼬工场”。前者负责液体金属、纳米、战场机器人、生物能微型飞行器等领域的前瞻性开发。^９后者负责执行IT主导的企业战略，建设帮美国打赢未来战争的“数字世界”，其年代码产量远超过微软、IBM、苹果等公司，居世界第一位。

　　这表明，臭鼬工场的管理模式，已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内部推广。

　　（二）臭鼬工场在全美国推广

　　在棕榈谷出现的“臭鼬管理法”，被总结成“金科玉律”，冲出军工、航空航天领域，在美国工业、商业、科技、教育、政府管理等领域被广泛应用。

　　例如，施乐Polo Alto实验室、AT&T贝尔实验室、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IBM“国际象棋项目”、BMW“i项目”、苹果Macintosh项目等都是“臭鼬工场”被成功实践的典型。

　　“臭鼬工场”这种自治组织，能把公司、大学、政府等都带入“扁平化”、“集群化”、“网络协同化”管理时代，能让各个自治组织的“知识产业化”凌驾于资本、企业、政府体系的崩溃或重组，产生永续的传承性。

　　这可能是美国知识产权密集产业能长盛不衰的核心奥秘。IBM、NASA实践“臭鼬工场”的经验其实揭示了这种奥秘。

　　如IBM的“360计算机项目”耗资约50亿美元，动员科技人员约4000人，采用高度自治的“臭鼬管理法”，所以能击败霍尼韦尔电气、国民收款机公司（NCR）、通用电气、雷明顿兰德公司等竞争者。^１０后来，IBM的AT等项目也采用“臭鼬管理法”，一次次把IBM从市场需求的低谷拯救出来。NASA更是如此，它一次次建立新的“臭鼬工场”，在取得成功后，又一次次在经费和编制上砍掉这些工场，结果这些工场的知识系统被私营企业迅速、健全地接管，持续不断地产生高科技产品。

　　（三）臭鼬工场在日本推广

　　“臭鼬管理法”在国外也受欢迎。如东芝笔记本、瑞萨半导体、H2B火箭、Epsilon火箭、隼鸟探测器等项目都采用了该管理方法，效果很好。

　　如Epsilon火箭在成本抑制、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精密构件小型化等方面产生了“违背常识的巨大进步”，如研发费用约205亿日元，第1枚火箭全程总费用约53亿日元，第2枚将降低到约30亿日元。“移动发射控制技术”把其发射准备周期比M5火箭减少约35天，全程发射所需总人数从H2A火箭的150人减少到了8人。

　　2003年发射的隼鸟1号探测器曾取得令美国NASA“不可思议的巨大成果”，是美国修订其宇航探测规划的主要诱因之一。^１１2014年，日本将发射隼鸟2号探测器，要从数十亿颗小行星中发现、定位、跟踪、捕捉特定的小行星，向其表面投放特殊炸弹，暴露小行星内部物质样本，然后降落到小行星上收集样本，最后飞离小行星把样本送会地球。^１２隼鸟2号研发预算约73亿日元，但国会仅同意拨款约30亿日元。为此，负责实施该项目的日本臭鼬工场在2012年启动了募捐、融资等活动，用商业化开发行星资源的前景，吸引社会资助。

　　（四）“公私合营知识产权局”在大量臭鼬工场出现

　　既然日本企业、政府也重视发展臭鼬工场，那为什么日本没有兴起美国那种波澜壮阔的科技创新？

　　一个宏观层面的原因可能是，美国的地方自治制度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推向极致，使每个小城市、小城区能变成有理念、道德、文化、生活方式认同的“同类人”的自由聚合体。这使美国的臭鼬工场能在这种大环境中，自由重组社会资源，搞出很多自由聚合的模式。

　　相反，日本的治理体系和文化传统把日本的国土“污染”了，导致发展臭鼬工场的日本精英们住的房子又小又丑，缺乏私家花园和私家游泳池，而且无法逃离肮脏的空气、拥挤的交通，以及蝼蚁般的人群。这样的日本精英，很难像凯利那样能用人格在“日本臭鼬工场”建立高度自治、高度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因为他身边的人都不会自治、自由、人性化地协调彼此的关系，丢了纪律、威压、处事哲学，大家都可能无所适从。

　　不过，一种微观层面的原因可能更加重要：

　　日本没有美国那种公私合营的知识产权局。

　　例如，美国军方在曼哈顿项目中发现，把几千页的技术资料送到美国专利局作为备案，然后撰写国防专利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由于遭遇核反应堆专利诉讼，美国负责“曼哈顿计划”的官员向美国专利局提供过6000多项“自主发明”的专利申请备案资料。问题在于，每项发明的文本都可能数千页，甚至上万页，复制一套文件给专利局，这有些浪费。此外，就一些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集成创新申请专利，这不符合军工行业发明人的价值观，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不尊重那些原创技术的发明人。

　　一个技术性难题是，军方和私营军工企业的新业务很多，不愿意在整理文档，撰写专利上花费太多时间，如果把这些业务委托给私营部门，这又不符合美国各种保密法规。

　　最关键的技术性难题在于，政府、军方的采购项目仅涉及最终产品或服务，那点经费根本买不走承包商的技术。但是，美国大部分创新来自私营科技企业，它们愿意就很少的边缘性、牵制性技术申请专利，但不愿意把核心技术交给委托方、项目单位，更不愿意把最有价值的技术文档交给专利局。也就是说，创造美国尖端科技成果的企业，尤其军工企业希望把核心技术、关键文档都掌控在自己手里，核心思想、产品设计、软件代码等尤其如此。

　　最后，军代表们与美国私营军工企业共同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们与企业共同建立和维护核心技术的归档、查阅、保管、保密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知识产权档案的公私合营监管体系，把很多企业的机密资料室变成了公私合营的知识产权局，给这种知识产权局站岗的保安，有不少是军代表领导的特种兵。遇到知识产权纠纷时，前者负责查证企业做出发明的时间、内容，向有关部门提供技术归属的证词。如休斯公司与NASA、格鲁曼与通用动力、波音与洛克希德-马丁之间曾爆发知识产权纠纷。当时，这类军代表负责查阅保密文档并提供证词，让那些公私合营的知识产权局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由于微软、IBM、苹果等科技巨头承接的政府、军方项目也产生了大量技术文档、软件代码等，上述企业内的知识产权局实际上也在非军工企业大量出现了。其大部分技术资料并不提交到专利局，普通律师、法官也无权接触这些资料，但有涉密文件接触权，并负责监管有关资料的公职人员有权去企业调阅这些资料，并就有关法律纠纷向律师、法官提供证词。

　　四、我国如何改善知识的“产权治理”环境

　　“臭鼬工场”的产生、运作、管理模式对我国有何启发呢？

　　（一）日本的问题

　　上述微观层面的原因说明：

　　知识产权局是“无形资产备案中心”，与“有形资产备案中心”——房屋产权登记中心类似，其实主要有两个功能：保管技术文档；用技术文档确定知识权属，以及知识的“产权边界”。

　　美国这类知识产权局的数量可能成千上万。而且，美国出现了一些软件、网站等，把海量的技术文档进行数字签名、第三方保密托管、全球即时公开等。如美国一些公司一年内在IP.com提交的文档，在字节规模上就超过它们提交给美国专利局的所有历史文档的总和。其实，这类软件、网站也具有上述两个功能，算是虚拟的、商业化的知识产权局。

　　由于日本没有美国那种公私合营的知识产权局，其尖端科技产业的知识治理，其实没什么“产权的初始配置”，其“权属不明”，没有产权边界，遇到纠纷无法确定发明人和权利人，违法救济措施几乎为零。

　　也就是说，对最尖端的科技产业，日本其实没有“企业间”的知识产权保护，但是日本有强大的家族资本网络支撑着企业发展，能在“企业内”建立知识产业化的永续传承机制。

　　（二）我国的问题

　　反观我国，我们与美国、日本截然不同：

　　我们的企业、大学、政府都排斥^１３“臭鼬管理法”。我们的体制拒绝把公司、大学、政府都带入“扁平化”、“集群化”、“网络协同化”管理时代，也拒绝让公司、大学、政府的“知识产业化”凌驾于资本、企业、政府体系的崩溃或重组，产生永续的传承性。

　　我们这种体制其实很有竞争力，能办一些大事，值得继续加强。它还能让我们对美国、日本的大部分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政策“免疫”，可避免我们在某些制度创新上“得不偿失”。

　　但是，我们也应承认，从与美国的横向比较看，我们的体制可能会让知识创新、知识的“产权保护”都日益匮乏。

　　更危险的是，我们的知识生产主要在各个封闭的公司、大学、政府内产生社会效益，一旦资本、企业、政府体系崩溃或重组，那么之前生产的知识，总体上会系统化、结构化地崩溃并消失。也就是说，不管我国对知识的“产权保护”是否完备、高效，我们可能很善于消灭旧知识，并善于从头开始去创造新知识。

　　如我国对企业经理、政府官员的监管过于严格，出一点小事就对企业、政府组织动“大手术”。实际上，企业高管、政府官员更换一下，看似换了能力更强、更清廉的人，但肉眼看不到的是，这些机构的知识治理出现了“瘫痪”，至少在短期内像被“点了穴”一样，基本不会有什么预期产出。只要新来的企业高管、政府官员愿意，他们可用全新的知识系统来治疗这种“瘫痪”。这种企业呆滞、政府失效、破坏性重建，其根本原因还是我们没有在企业、大学、政府等各类组织推行知识的扁平化管理，没有能力长效保护和运用各类组织在长期运行中累积的“隐形知识产权”。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否善于在企业、大学、政府组织体系内创造知识，我们可能很善于完全破坏、抛弃、消灭这些知识。^１４

　　（三）我国如何改善知识的“产权治理”环境

　　鉴于以上内容，我国应从两个角度改善知识的“产权治理”环境：

　　第一，加强知识备案能力

　　我国不但要鼓励中央、地方的政府组织，以及企业、个人创办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局”，加强知识备案能力，为今后提高知识的确权、产权边界界定、产权保护等工作打下更好的基础。尤其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可借鉴“印度国家知识经济战略”的经验，尝试在全国各地兴建大批“知识备案中心”，允许全球任何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以任何语种、任何格式（包括电子视频、光盘、磁盘、书本、图纸、发明实物）提存新知识、新数据、新代码，并允许其依据这种提存获得专利优先权。

　　我们要注意，印度整个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其实是加强知识的传播、扩散能力，而不是搞自主创新，更不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只要政府帮忙，把数百年来欧美世界缔造的知识系统放入印度人的大脑，市场会解决其他问题。借鉴印度的经验，我国知识备案的核心目标应是推进知识的传播、扩散，如可在全国所有乡村、社区普及科技图书馆，把全球最大的知识备案系统直接推送给全国人民；对未来新任命的公办学校教师、基层公务员等，我国可要求他们预先在这类中心担任知识“义工”3000小时以上。

　　第二，加强知识传承能力

　　对大部分组织体系而言，很多高价值的知识系统存在于人的头脑以及人脉关系中，很难整理成文档，并拿出去备案，但很容易被“折腾光”。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是企业组织，而是政府组织，所以我国政府实际上比企业更需要防范“折腾”，更需要兴建“臭鼬工场”。

　　为此，我国应加强各类政府团队的稳定性，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改革开放传统，不要过度干涉各级官员的隐私、品性、生活、自由，并研究引进美国的搜查令状制度、证据制度、大陪审团制度，提高政府对官员发起刑事措施的科学化水平，更不要用文牍主义让整个政府系统的创新活动“窒息”，应使广大政府官员有高度自由的决策权，确保这些机构的知识治理不会轻易出现上述“瘫痪”。

　　这就需要我国各级政府用“大舍”换“大得”，如把一些业务、职能、经费、项目、团队、机构分解出来，“甩到社会上”，甩给一些高度自治的“臭鼬工场”，让它们去自由发挥。

　　总之，我国科技创新战略、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以及路径依赖、路径设计等都与美国存在天壤之别。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善于取长补短，美国的“臭鼬工场”、“公私合营知识产权局”等也会产生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汤姆森路透数据库、美国CIA网站、美国国会图书馆）

　　注：１．外部性就是私人收益发生了渗漏，被别人搭便车，被寻租。

　　２．其任期2年，市议员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现任市长詹姆斯（James C. Ledford）已担任市长近20年，2011年11月8日，他又第11次选为市长。市议会选任市经理、市法务长。该市分为4个区，还有计划委员会、图书馆信托委员会、青年工作局等一大批机构。

　　３．一些联邦议员工资很高，经费也很多。

　　４．在有些美国城市，市长月薪400美元，市法务长年薪100多万美元。

　　５．该市有143个发薪的职位。现在，它变成了一个275平方公里的洛杉矶县第二大城市，有15万2750人。

　　６．棕榈谷到洛杉矶、千橡海滨、长滩海滨、中国谷、撒尔顿（Salton）海滨、圣地亚哥军港的距离分别约101、116、138、154、268、274公里。棕榈谷到圣地亚哥市约274公里，那里有太平洋沿岸最大的军港，美国海军约三分之一的舰船以它为母港，后来这里出来了4位总统——肯尼迪、尼克松、福特和老布什，容纳了美国海军潜艇战、水雷战等大部分司令部，使这里成为海军军官和尖端工程技术人员最大的聚集中心。

　　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下简称洛•马)由原洛克希德公司和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于1995年合并而成，核心业务是航空、电子、信息技术、航天系统和导弹，主要产品包括美国海军所有潜射弹道导弹、战区高空区域防空系统、通信卫星系统、F-16、F-22和F-35(JSF)等战斗机，U-2间谍侦察机、SR-71“黑鸟”战略侦察机，C一5“银河”大型军用运输机系列及岸基反潜机P-3系列、C-130系列军用运输机、军用电子系统、飞行训练辅助设备、火控系统和空中交通管制设备等，占据美国防部每年采购预算1/3的订货，控制了40%的世界防务市场，几乎包揽了美国所有军用卫星的生产和发射业务，成为世界级军火“巨头”。

　　８．F-35不仅性能优越，可靠性好，同时降低成本，相对于F-22战机上亿美元的高价，其单机价格仅为2800-3000万美元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巨额定单。

　　９．2014年2月24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份裁军计划，将把军队人数缩减到二战以来的最小规模。

　　１０．这时，IBM 以每月1 万美元收费出租的5 万台计算机为公司带来了60 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和9 亿美元的净收益，并以70％的占有率垄断了美国大型计算机市场。

　　１１．它的活动包括飞离地球2亿多公里，飞临火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独立测试了深空探测、定位、目标捕捉技术，先后两次降落到小行星上，并曾在太空发射“子弹”轰击小行星，然后采集其物质后在2010年成功送回地球。在人类历史上，隼鸟1号不但第一次实践了在深空对天体的寻找、定位、伴飞，以及绕、落、回全套操作，还第一次从除月球之外的宇宙天体取回物质样本。

　　除了上述成就，隼鸟1号还验证了日本离子发动机等各种精密构件的低故障、高续航能力。相比之下，我国从朝鲜战争、对越战争、南沙海战、1984年华北军事大演习，到火星探测、嫦娥落月等都曾出现不少故障。

　　１２．也就是说，隼鸟2号将在深空的小行星上完成中国2017年规划发射的嫦娥5号要在月球上做的事。不过，嫦娥5号会不会采集月球内部物质，这还不得而知。

　　１３．我国私营企业普遍盛行垂直管理，干部层层矮化、层层“奴化”现象很严重，越到基层越缺乏自由度、创新力，所以企业为了生存一定要把最能干活、最能创新的人从基层“救”出来，安排当高管。可是，这种人一当高管，就被垂直管理体系隔离开，无法参加一线研发活动了。而且，我国的私营企业不能搞“臭鼬工场”，因为很多企业尝试过搞封闭开发——中国式的臭鼬工场，让最能干活的人带着团队去青岛、大连、舟山、黄山的风景区住别墅，全部关掉手机、email，封闭开发尖端产品。结果，产品开发出来，被封闭过的团队就一起跑了，或者把技术修改一下卖给第三方了。

　　国营企业也是如此，干部都怕出问题，都不希望出风头，不想惹事，所以长线的、牵扯因素多的、风险大的事情没人做，短平快项目，即来钱快、花钱快、见效快、不显眼、不惹事的项目大家抢着做。结果，国营企业越到基层，自由度、创新力就越低，不愿搞任何类型的“臭鼬工场”。

　　政府更是如此。本来，在同一个部门内部，级别越低，官员的自由度、创新力越大才是合理的。但是，我国很多部门盛行文牍主义，一个小决策都要层层审批，最贴近社会需求的基层干部权力最小，不怎么接触社会的上级领导却权力最大。我国各级、各地政府其实都不具备引进臭鼬管理法的条件。

　　１４．这在战争爆发前期，最容易瘫痪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