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设计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迫切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和出发点，深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我国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不可能抄袭或者完全模仿任何一个知识产权强国的发展道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需要，坚持人民创新的基本理念，立足知识产权规则导入型的国情背景，根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根本观点，倡导“严格保护”与“促进发展”双向互动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方向，推进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平衡协同的系统发展观、协调和谐的共生发展观、文明共通的共存发展观“三大基本观点”构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以“六个转变”为总体方向开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以“九大驱动力”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设计、全面部署、深入论证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手段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方位下，我们要深入思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总体方向，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寻找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战略价值，从学理层面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关键理论问题，并从实践角度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设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基础。

引 言

　　随着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印发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已经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研究的核心，我国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战略研究日益深化，但是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由理论体系、发展道路、支撑制度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理论体系是指导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基本理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发展道路是立足我国国情谋划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路线图，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支撑制度是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三者共同构成引导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科学发展的基本框架，辩证统一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现实实践中。可以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理论体系是理论指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是根本保障。我们要以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指引，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理论体系、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进行系统研究，以期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实践有所指导。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对“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研究热情，研究成果丰富，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理论体系”的研究逐步深入，对具体制度的法理基础、逻辑体系、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理论体系的现有研究来看，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编写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辅导读本》，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进行了解读。期刊论文主要从战略高度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总体思路与总体逻辑进行了研究，同时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的关键任务、重点举措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都是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分析，并未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进行专门研究。易继明撰文将我国知识产权发展之路概括为“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三个战略转换，并进一步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要旨概括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计、提高知识产权工作法治化水平等“非常‘6 + 1’”七个方面。该文虽然定位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但是重点讨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总体思路，并未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道路进行综合分析。目前我们对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亟需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进行深入讨论。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要求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导向深入研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实践提供行动指南。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起点、方向与路径。第一部分是“历史方位：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总体定位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为指引，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历史起点；第二部分是“现实站位：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新要求”，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核心设计为指引，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现实方向；第三部分是“发展定位：面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理论谋划与系统部署”，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未来路径选择；第四部分是“实践本位：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设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全面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具体走向。总体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到新的理论层次和战略高度，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我们要以平衡协同的系统发展观、协调和谐的共生发展观、文明共通的共存发展观“三大基本观点”构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以“六个转变”为总体方向开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就未来实践走向而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设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可以概括为从大到强的“九大驱动力”。

一、历史方位：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

　　历史方位决定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起点。“两个一百年”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与“中国梦”相辅相成，既是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所设定的具有统领性、战略性意义的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也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穿透性影响的两个重大历史节点。从历史渊源来看，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着深厚的基础。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经济建设的“三步走”战略部署。其中，“第三步”就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上述“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逐步完善，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即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即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坚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具体划分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两个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可以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诠释，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国情背景，是谋划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历史方位。我们要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总体历史方位下理解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

　　时代是思想之母，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从历史方位的角度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继续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新发展时期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根本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科技创新体系的根本性变化。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变化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化

（三）科技创新体系的根本性变化

（四）小结

二、现实站位：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新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原创性的科学概念，是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全篇的一个关键词。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发展渊源，是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科学总结和理论凝练。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总结，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中国不仅经历了从“一化”发展到“四化”的整体探索过程，更经历了从“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过程。早期毛泽东同志使用“近代化”描述发展愿景。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即“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入，从着重考虑农业和手工业现代化转向着重考虑工业现代化。1954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并提出20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1959年底，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第一次完整表述。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表达，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可以说，实现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到“四个现代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逐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目标。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可以说，以小康社会作为标准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在这一理论体系下，党的十三大报告、十五大报告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将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从“富强民主文明”进一步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纳入“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两个阶段的战略推进安排。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到新的理论层次和战略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进一步深化和凝练了“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中国特色、9个本质要求和8个核心设计等角度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整、标准更加具体。具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5个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9个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还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设计作出谋划：“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提出新的要求。知识产权制度是罗马法以来“财产非物质化革命”的制度创新成果，是西方国家三百多年来不断发展成长的“制度文明典范”。然而，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是“舶来品”，我国最初通过制度带动、规则引入的方式，先构建制度再推动实践发展，到目前演进为理性提炼实践经验不断完善制度。也就是说，从“规则导入型”演变为“实践推动型”的制度完善模式。这就要我们根据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方向要求，从“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中国特色、9个本质要求和8个核心设计等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现实站位。

　　首先，以平衡协同的系统发展观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两大突出特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价值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而言，既要充分激发广大创新创造者的创新热情，将人口规模巨大转变为创新规模巨大，也要平衡保护广大使用者、传播者的利益，使知识产权收益能够在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平衡分配，激发各方主体的积极性，通过知识产权权益分配促进创新创造成果收益惠及创新链条的各方主体。创新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包括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两大组成部分的科学体系。传统意义上，知识产权制度以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价值观为基础，通过创新成果的产权化、产品化与产业化实现创新回报。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我们，进一步反思西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上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价值观，逐步形成平衡协同的系统发展观，强调平衡保护创新成果的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社会公众等多方利益，并以平衡协同的系统发展观为基础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现实方向。

　　其次，以协调和谐的共生发展观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而言，既要考虑以物质手段激励创新创造，又要加强精神性权利的体系性优化，积极引导形成更多优秀作品，以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此外，基于环境危机的出现和生态文明的倡导，要赋予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生态化改造，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生态经济的科技观与人学观、环境正义和环境公平理念作为知识产权法生态化的理论基础，让知识产权制度成为绿色技术创新与传播的催化剂，甚至基于知识产权与环境权基本属性的契合、价值功能的耦合和逻辑结构的吻合，以及民法权利体系的开放性和知识产权法规范基础的完备性，进一步分析环境权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可行性，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最后，以文明共通的共存发展观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的现代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目前已经进入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新结构初步形成的时期，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超TRIPs”复边、多边和双边机制共存，也被称为“后TRIPs”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新结构雏形初现，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脆弱多变，知识产权国际合作频发深化。我们在谋划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统筹规划和有机结合，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论，向世界提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知识产权治理的“中国理念”，应当以增强制度性话语权为核心构建知识产权治理的“中国策略”，应当从国际、区域和双边多元维度实施知识产权治理的“中国方案”，应当把握时代契机，构建“中国之治”与“世界之治”紧密相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共同体。特别是倡导“严格保护”与“促进发展”双向互动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方向，向世界贡献运用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发展的“中国模式”。例如，我们针对创新发展中的市场失灵问题，认识到专利制度不仅具有保护创新、从而形成创新投入回报的激励功能，而且具有公开创新、从而形成创新决策支持的工具功能，并根据上述“工具功能”形成了专利导航、知识产权运营等一系列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上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从而促进专利制度在严格保护专利权、激励创新的同时，发挥创新决策支持的工具功能以促进发展，这一制度文明的总结和完善可以为其他国家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以文明共通的共存发展观构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

三、发展定位：面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理论谋划与系统部署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知识产权强国的建设道路各异，总体上都以符合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为基础。世界主要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可以分为五种模式。

　　第一种是美国模式。这种模式涵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综合实力较强，并力争全面领先。根据1800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美国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分配方式的优化，尤其是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对于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日益加强。

　　第二种是瑞典模式。这种模式具有较高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并主要通过知识产权管理效能推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服务水平的提升。瑞典等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引导显而易见，对支持性产业提供强有力的产业促进政策，推动产业高度集群化，引导国家在制造业等产业中的生产率持续提升，保障瑞典企业在很多产业中的竞争地位。芬兰也属于这种模式。

　　第三种是日本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多样化的知识产权运用模式和复合型的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主要通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的提升促进创造水平的提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和服务效能的提升。二战之后的日本，由生产要素导向阶段长驱直入创新导向阶段，通过全面推动知识产权运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韩国在这方面亦有类似经验。

　　第四种是瑞士模式。这种模式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并对创新发展、贸易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以此带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瑞士经济发展很早进入了创新导向阶段，并因此繁荣了数十年。瑞士产业的出口主力横跨消费性产品和工业性产品，各类型的机械、设备、宝石、钱币和金属品等也名列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产业的贸易在瑞士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就瑞士的国家竞争优势而言，贸易是重点。新加坡同样如此。这样的经济形态决定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通常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较高，从而推动知识产权综合实力的提升。

　　第五种是英国和德国模式。这种模式下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强，并以此为驱动力带动知识产权运用效益、保护水平和管理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心。因此，英国和德国的特点在于均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提升推动知识产权综合实力的提高。以英国为例，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和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发源地，英国在其发展历程中具有较高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的产业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已经出现问题，但是在某些产业领域仍然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方位下，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兼顾综合性、复杂性、发展性并借鉴其他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经验。首先，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路径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各个方面的发展具有内在联系，各个方面的优势随着时间而变化。例如，法国在知识产权创造效率、经济绩效等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其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具有复杂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要分阶段、分步骤，运用复合路径的协同配合加以实现。最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具有发展性，既要不断提升知识产权综合实力，亦要通过知识产权综合实力的提升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产业发展不均衡使得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综合性、复杂性、发展性更加突出。根据相关研究，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因此，我国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方向是一个复合的路径选择，不可能抄袭或者完全模仿任何一个知识产权强国的发展道路。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发展性，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总体模式可以借鉴知识产权大而强的国家的部分经验。同时，鉴于德国、英国模式充分运用了知识产权创造对于知识产权综合实力提升的推动作用，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确立知识产权优势地位。《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科技能力的提升仍须持之以恒的长期投入。综合上述国情和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阶段，建议以知识产权运用为切入点，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带动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提升，推动知识产权创造高质量发展，提升知识产权综合实力。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的总体方向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转变”。

　　第一，知识产权发展模式要从创造为主转向运用为主。从历史维度考量，从知识产权实施到知识产权运用再到知识产权运营，体现了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反映了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演进的基本路径。从知识产权运用方面的理论发展历程看，我国“知识产权运用”经历了从“使用实施”到“综合运用”再到“价值运营”的过程。“使用实施”主要是法律术语的现实表达，更多强调权利人基于法律属性自行的、基础的使用或实施行为，例如，专利技术的实施与实施许可、注册商标的使用与专用权许可。“综合运用”是政策术语的升级表达，更加强调由权利人自行实施转向对外扩散使用的外部性和综合性，包括知识产权的转让、许可、金融等。“价值运营”是战略术语的集成表达，更加强调通过构建集平台、机构、资本、产业“四位一体”的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有效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经营知识产权权利，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最大化。

　　第二，知识产权创造要从知识产权数量为主转向知识产权质量为主，从随机的“散点式”创新转向重点领域战略布局，从独立创造运用转向加强以知识产权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合理配置为基础的产业创新合作，将知识产权作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机制。以专利制度为例，在充分发挥专利制度保护创新、实现创新竞争控制工具功能的同时，积极发挥专利制度公开创新、实现创新发展决策工具的功能，将专利信息的分析嵌入知识图谱绘制、技术路线追踪、技术空白点分析、技术路径可行性论证等多个进程，发挥专利信息的“靶向”作用，改变“散点式”创新系统性不足、前瞻性有限的问题，形成具有针对性的、高集约化的、开放式的协同创新，从而构建重点领域知识产权的战略性布局。

　　第三，知识产权保护要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保护，从个别保护转向系统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是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系统性工程，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效能的因素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策的公共供给水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与针对性等）、知识产权保护基础设施的健全程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可及性、行政保护的便利性等）、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熟练运用知识产权国际国内规则、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水平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要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保护，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以实现主动保护，引导企业构建知识产权合规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进企业及时有效地防控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积极主动地保护自主创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要从个别保护转向系统保护，建立司法、行政、仲裁、调解、行业自治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同保护的知识产权保护格局，加快建成“平衡高效、双轮驱动、多元保护、灵活可及”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第四，知识产权管理要从政府行政管理为主转向各方协力的公共治理，从部门独立管理转向部门协同管理，从知识产权补助转向知识产权激励。处理好充分发挥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职能，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创新调节的市场失灵问题，通过行业协会等多种渠道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的知识产权协同共治，加快实现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五，知识产权运用要从企业和区域自用转向区域分工合作，以专利引领地区为重点，通过专利技术转移，建立基于知识产权的产业创新链；从创新集成转向知识产权集成，以基本专利为核心，通过专利联盟、专利池等促进知识产权集成运用，提高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和知识产权协同运用能力。从转化应用知识产权转向经营知识产权，以知识产权经营为目标，综合策划部署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运用。特别是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规则与经营知识产权权利价值相互促进，进而实现经济、科技、社会等综合效益最大化。

　　第六，知识产权服务要从政府直接服务转向政府搭建平台由市场主体提供市场化服务，大力发展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组织，从一般性知识产权服务转向增值性、战略性知识产权服务。一方面，知识产权服务业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高效供给为基础，只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充分，知识产权服务业才能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服务业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全面提升提供引领。在处理二者关系的时候，要更加突出市场化服务机制的创新。

四、实践本位：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设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

　　如前所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到新的理论层次和战略高度，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我们要以平衡协同的系统发展观、协调和谐的共生发展观、文明共通的共存发展观“三大基本观点”构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以“六个转变”为总体方向开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就未来实践走向而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设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可以概括为从大到强的“九大驱动力”。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环境驱动力

（二）现代产权制度的内在驱动力

（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动态驱动力

（四）高质量发展的系统驱动力

（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驱动力

（六）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与公共政策的外在驱动力

（七）企业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复合驱动力

（八）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导向驱动力

（九）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的综合驱动力

结 语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根据知识产权制度这一制度文明的内在逻辑，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结合知识产权制度这一调整人类社会智力成果的行为规范与产权配置机制的内在逻辑，开辟和拓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引领“中国号”知识产权巨轮向着知识产权强国的方向乘风破浪、砥砺前行。